经济学的演化模式：分类与评析

目次

一、经济学演化模式理论与经济学史学
二、经济学的时间演化模式
三、经济学的空间演化模式
四、评析与启示

2009年“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冲击，引发了有关经济学向何处去的深刻反思。“大衰退”能否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70年代的“大通胀”（Great Inflation）依次引发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和“卢卡斯革命”（Lucasian revolution）那样，再一次掀起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十余年后的今天，经济学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是经历了“革命”，还是仅仅是“演化”？背后的驱动力量又是什么呢？与之同时，中国近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逐渐崛起，还引发了有关中国经济学构建的热烈讨论。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21世纪会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吗？背后的推动力量又是什么呢？

这两个问题事实上密切相关，本质上是关于经济学的时空演化模式的理论问题。作为“经济思想（编）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演化模式的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才逐渐升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GFC）似乎成为了一股“催化剂”，进一步激发人们对经济学历史演变和未来走向的关注和反思。本文试图系统梳理现有的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成果，对其各色研究进路和理论进行分类，并展开批判性评述，以期在推动经济思想（编）史学研究的同时，为洞悉经济学未来发展动向和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提供借鉴和启示。

“经济学史”（history of economics）或更为宽泛的“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是专门研究古今中外经济思想、经济学说与经济学科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的学科，主要通过历史视角梳理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继承关系和发展脉络，揭示经济学的本质、演化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可见，作为一门以经济思想和经济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二阶”学科，经济学史的根本宗旨在于探求经济学本身内在的演化规律：经济学在历史演变中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遵循何种演化模式？是否可以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来刻画这种特有的路径和模式？经济学演化模式理论，就是围绕经济思想史这个核心问题而形成的特定理论学说。

因此，经济学演化模式理论构成了经济学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编）史学”（historiography of economics）或“经济思想（编）史学”（historiography of economic thought），正是对经济学史或经济思想史“历史”研究的“元史学”研究，即对经济学史学科整体层面基本问题的反思。因而，经济学史学与经济学史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经济学方法论（或经济学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均是关于经济学学科的“元理论”或“元话语”。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经济学史学具体包括经济学史的历史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三大部分。其中，理论研究是经济学史学的核心部分，集中体现了史学元理论层面的反思和争论，涉及经济学史的价值和功能、经济学史观和研究方法论等。我们可以根据理论层次的差别，进一步将理论研究细分为“抽象理论”与“具体理论”研究。而经济学演化模式理论则属于经济学史学的具体理论范畴，是其中经济学史观抽象理论的具体研究，将有关经济学产生和演变的基本看法具象为特定的演化模式和路径学说。

作为经济学史学的重要理论部分，经济学演化模式理论的构建对经济思想史乃至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它有利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经济思想史首先无疑涉及的是诸如历史上的伟大著作是如何写成的、重大思想是如何产生的、主要学派是如何形成的，以及重要制度（如大学、期刊、学会等）是如何塑造的这样的基础性问题。但正如上述定义中所指出的，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落脚点在于将这些基础性问题串联起来，理解经济学这门学科是如何发展演变的，而这需要有一种经济学演化模式理论视野来指导和观照。第二，它有助于提升经济思想史的教学。传统的经济思想史教学着重于单个经济学家、经济学流派和经济思想的介绍。这种教学方式往往让习惯于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经济学专业学生无所适从，容易把经济思想史误解为一门完全靠分散记忆的“历史学”。而若带着经济学演化模式理论意识，在教学中纳入这一理论视野，引导学生从具体的经济思想演化的典型经验事实出发，探讨经济学可能存在的演化模式和路径（假说），则可以与学生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对接，提升教学效果。第三，它还有益于经济思想史学科推动经济学学科的健康发展。通晓经济学演化模式理论，经济思想史家就把握了经济学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能够由此出发把脉经济学演变的动向，为未来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建设性意见。在这方面，就好比心理医生通过探询儿时的事件，帮助病人诊断和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经济思想史家也通过理解经济学这门学科过去的发展路径，帮助陷入危机、显露病态的经济学学科诊断和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

遗憾的是，关于经济学演化模式的研究，无论是在经济学界还是经济思想史学界，长期均处于饱受忽视的状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一问题才开始引发关注和讨论，并逐渐产生了系统性的研究成果。这种转变是经济学史学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兴起的产物，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第一，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由盛而衰，引发了对经济思想史价值和功能的辩护。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之后，该学科从60年代开始逐渐走向衰落，不再成为经济学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新兴的数理和计量经济学“挤出”。在此背景之下，一些经济思想史家从经济学演化路径和模式出发，论证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分析史对于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第二，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在经济学史中的流行，激发了对其适用性的争论。面对不少学者将科学哲学家库恩和拉卡托斯基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发展模式直接套用于经济学，一些经济思想史家提出了质疑，并对照这些“标准”的科学发展模式探究经济学所存在的特有演化模式。第三，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由盛而衰，则直接导致对经济学自身性质和演化模式的关注。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许多经济学家在战争中大显身手、在战后黄金时代贡献卓著而成为了一门声望日隆的显学。然而好景不长，70年代爆发的滞胀却让经济学学科走下神坛、陷入危机。这种出乎意料的反转开始让经济学家正视经济学内在的发展模式问题。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再次使这一问题的讨论升温。

从思想史上看，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几乎与其研究的对象——经济思想或经济学学科同时产生，并作为其内在的一部分，自然地产生了对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历史演变规律的思考。例如，后来居上的重农主义者杜邦（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以及斯密（Adam Smith）等古典经济学家，便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评判自他们之前出现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向他们学说的历史演变。在此后的两三百年中，有关此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化，大体形成了关于经济学演变和发展的两大相互对立的观点——“累积性观点”（cumulative view）与“竞争性观点”（competitive view）。

“累积性观点”深受“绝对主义”（absolutism）经济思想史观的影响。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被视作如自然科学那样，是一种从谬误走向真理的单向的几近线性的演进过程，呈现出累积性的思想进步。这种目的论的辉格（Whig）史观倾向于将过去描述为完全正确选择的历史：后人的思想吸收了前人思想当中的精华，去除了其中的糟粕，因而好的、有价值的思想得到了保留，差的、错误的思想予以了清除，以至于作为这种线性演进顶点的当代经济思想和理论包含了过去所有的理论贡献和养分。

相比之下，“竞争性观点”（competitive view）更多受“相对主义”（relativism）经济思想史观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并不是从谬误走向真理的单向的线性演进过程，而是许多相互竞争的思想和理论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多面向的非线性发展过程。一些思想和理论在某个时期流行起来，被认为是“正确的”；另一些竞争性的思想和理论则在其他时期盛行起来，成为“正确的”学说。这意味着经济思想的演变具有某种周期性，而不是辉格诠释的线性进步路径。不同的思想学派之间相互竞争、交替盛衰，形成锯齿形的波动轨迹。

在这两种宽泛的经济学发展观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产生了两大较为具体的经济学演化模式论的争论——经济学渐变模式（incremental model）与经济学革命模式（revolutionary model）。

渐变模式研究认为，经济思想是渐变和连续的，不存在经济学的跳跃和革命。它们通常着眼于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和稳定性，声称所谓的“经济学革命”只不过是渐进演化的临时顶点而已，是缓慢而有长期准备的进化。该模式具体可细分为两种。

一种是“马歇尔模式”（Marshallian model）或线性连续模式。该模式研究认为，恰如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l）的名言“自然界没有飞跃”所描述的，经济学同样没有飞跃，而是如辉格史所诠释的，依靠日积月累一点一滴取得进步，呈现出线性的累积性发展和进化过程。按照这种模式的解读，经济学的方法论或库恩（T.Kuhn）所称的“范式”（paradigm）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自从斯密（A.Smith）采用了以利润最大化和自我均衡为核心的模型以来，主流经济学并未发生任何成功的“革命”。

另一种是“赖纳特模式”（Reinertian model）或周期性连续模式。以经济学家赖纳特（E. Reinert）为代表的这种模式论声称，经济思想存在着连续性，但这种连续性并非通过绝对主义史观或辉格史观所描述的知识的平稳和累积性积累表现出来，而是通过相似的思想在相似的环境下的周期性重现和复兴显现出来。经济思想史上不存在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而是存在并行的思潮和流派交替。这些相互竞争的思潮往往抽象程度不同，会受经济学风气的支配而交替盛衰涨落，从而使经济学的演变具有周期性特征。

与之相反，革命模式研究则认为，经济思想的变化尽管或多或少是连续的，但却并非匀速发展，其演变在速度、广度和深度上并非总是一致，而是会出现根本性变化，即革命。这类模式可以细分为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库恩模式”（Kuhnian model）或突变式（catastrophic）革命模式。科学哲学家库恩在其“范式”（paradigm）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史中存在“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的科学发展模式，认为“向新范式的转变便是科学革命”。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共同体”（science community）遵循统一的范式进行科学研究以致力于解谜活动；当既有范式无法提供解决谜题的适当方式，某些问题不能及时得到有效解决时，便揭示出了“反常”（anomaly）；为纠正例外事件引致的问题，研究者会尝试通过调整现有范式，以解释反常问题，然而若努力无效，仍不能与共同体预期相一致，以至于反常更普遍地为专业人员所承认，便意味着范式“危机”（crisis）；于是就引发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产生新的范式，形成新的常规科学，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反常问题，从而平息危机。一些学者暗示这种模式同样适用于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危机的出现意味着经济学革命的到来。

第二种是“拉卡托斯—哈奇森模式”（Lakatosian-Hutchisonian model）或渐进式革命模式。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基于其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提出了“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s）逐渐演替的动态科学发展模式。科学革命并非如库恩所说的呈现出突变式变化，而是表现为进步的研究纲领逐渐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经济学家哈奇森在此基础上指出，库恩对革命的突变解释并不能准确适用于具有历史维度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中的理论和研究纲领往往并没有迅速、全面和最终被取代和摧毁。因此，经济学中的革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并且随着经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成熟，下一场革命将越来越难以发生。

第三种是“黑格尔—马克思模式”（Hegelian-Marxian model）或“正—反—合”“革命—综合”辩证模式。这种模式将经济学史看作以作用和反作用形式发展的辩证过程，其历史辩证法有时用正题、反题和合题三重节奏的说法加以解释——经济学发展经历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呈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趋势或“正—反—合”研究纲领交替出现的辩证模式；有时则用革命与综合的双重节奏予以说明——革命之后产生深化或分化，由此带来综合，综合的深化会引发下一场革命，如此循环往复。

第四种是“熊彼特模式”（Schumpeterian model）或古典周期（classical cycle）模式。经济学家熊彼特观察到，经济学在演变过程中会周期性地出现所谓的“古典形势”（classical situation），经济学会很好地体现在当时普遍流行的综合性著作这种所谓的“古典成就”（classical achievement）当中，而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即类似于现在流行的“综合”。这种模式虽然强调综合的周期性，但实质上却隐含着经济学革命对综合这种均衡状态的打破，从而使得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周期性和阶段性。

我们可以利用表1展示这些具体的时间演化模式论与经济学发展观之间的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马歇尔模式与赖纳特模式这两种渐变演化模式的主要差别在于对经济学发展观点的认识不同，前者主张线性的累积性发展观，后者则坚持非线性的竞争性发展观。而在四种革命演化模式当中，拉卡托斯—哈奇森模式和黑格尔—马克思模式更倾向于支持累积性经济学发展观点，而库恩模式和熊彼特模式则更接近于竞争性或周期性经济学发展观点。

表1 经济学发展观与经济学时间演化模式论

从经济思想史上看，革命演化模式似乎得到更多的青睐和支持。特别是每逢经济危机爆发，革命模式的研究便会大幅增加，2009年这次“大衰退”也不例外。许多学者意识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这次危机之后面临范式危机，因而呼唤一场新的革命的到来。

在经济思想史上，与上述时间演化模式的研究相比，有关经济学的空间演化模式的讨论则相对滞后和不足，并且也没有那么明确和系统。同经济学发展观类似，就经济学在空间层面的演变，经济学家或隐或现也形成了两大截然相反的基本观点——“趋同性观点”（convergent view）与“趋异性观点”（divergent view）。

“趋同性观点”背后同样受“绝对主义”经济思想史观的影响，将经济学视作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适性或一般性的理论。不仅在时间维度上，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之间会因为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相互吸收彼此的理论而出现融合，而且在空间维度上，不同地方或不同国家的经济学也会受经济学日益的专业化及在全世界的有效传播而逐渐趋同，以至于形成大一统的“一种经济学”。反之，“趋异性观点”则秉持的是“相对主义”的经济思想史观，将经济学视为一种本质上的历史的科学，因而不可避免具有特殊性、历史性和民族性（或国别性）。因此，经济学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发展会因为其具体环境和制度的差异而呈现出多样性。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经济学理论不一定就能适用于前提条件迥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套用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的理论难免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在这两种基本的经济学空间演化观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形成了以下三种可以识别的空间演化模式。

第一种是转移模式，我们可称之为“中心空间转移假说”，即经济中心的转移决定了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转移。这是由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理论特性所决定的。经济学的理论是一个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简单的逻辑体系。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其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而重要的现象是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会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处于经济中心国家的经济学家特别是本国的经济学家，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依靠对该国现象的捕捉和解释，容易提出重要的理论，成为大师级经济学家。因此，世界经济的中心决定了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经济中心的转移也就决定了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转移。从历史上看，随着世界经济中心从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英国转向之后的美国，全球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著名经济学家的集聚地也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由此推论，随着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变成全球经济的中心，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会自然而然转移到中国，因此，“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第二种是变异模式，或所谓的“异地物种形成原理”，即如同新物种的形成一样，经济学新范式更容易在远离旧范式主导、竞争激烈的地区产生和发展。进化生物学认为，同一物种间的竞争有利于渐进的、有效率的突变和选择，但这种竞争却阻止了需要一套具有互补性突变的新物种的形成。换而言之，当自然选择的压力有利于现有的每一种物种对环境的适应并与其他生物共演时，它就会禁止新物种的产生。自然选择的压力甚至会导致演化过程的停滞，这种停滞的间断或突破，往往发生在相对被保护的边缘地区，也就是说，新物种的形成和演化要远离原物种数量巨大、竞争激烈的地区。这种源自进化生物学的异地物种形成原理，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经济学的空间演化，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学革命或新经济学流派的形成往往发生在新的国家、新的地区这种地理空间转移的现象。

第三种是分化模式，或所谓的“抽象程度递增定理”，即经济学中探讨经济问题所运用的抽象和简化程度在空间上是非匀质分布的，会随着离问题的距离的增加而提高。离自家近的问题往往用常识性的“历史方法”来解决，而离自家远的问题则运用非常抽象的原理来解决。该定理适用于国家层面，表现为经济学的抽象程度以及其所带来的理论的现实相关性在“霸权”或“中心”国家与“外围”或“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分化。发达国家在崛起之后会“踢掉梯子”，向后发国家兜售并非指导和帮助它们成功崛起的较为实用的经济理论和较为有效的经济政策，而是代表其利益的非常抽象和简化的与历史不相关的“好理论”和“好政策”。因而，经济学或某种特定思想或学派在各国的传播是异质性和非同步的，带有某种选择性，从而在不同地方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均衡的。这意味着经济学革命的影响也是非对称的。从日益抽象和失去现实相关性的经济学向基于事实和经验的经济学的转变，更多影响着外围国家。

如表2所示，上述三种空间演化模式更多遵循的是趋异性经济学发展观。其中，转移模式以经济学的空间集聚和收敛为前提，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经济学在某些阶段显现出趋同演化的特征；但一旦着眼于经济学研究中心随着经济中心的空间转移，则意味着在空间分布上，各国的经济学因其经济现象的差异而呈现出趋异演化的轨迹。变异模式则源自地理空间维度经济学演变的非均衡和异质性，因而是经济学趋异演化的必然产物。而分化模式则是对经济学趋异演化的一种典型的刻画，侧重于从研究方法层面捕捉经济学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化过程。

表2 经济学发展观与经济学空间演化模式论

综上所述，尽管既有研究对经济学的时空演化模式展开了大量探索，但作为经济思想（编）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研究迄今却基本上仍未系统化，且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不足和缺陷。

首先，现有研究对于经济思想或经济学的时空发展和演变的“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缺乏一致的认识，对于相关的概念缺乏明确的界定，从而产生以上各种截然不同乃至相互对立的演化模式的歧见。与经济学所研究的相对客观的经济现象不同，经济学学科的演化属于更高层级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研究的是本质上带有意识形态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本身，因而相对更为主观。因此，识别和归纳经济学本身发展的典型化事实，显然要比捕捉和概括经济现象的典型化事实更为困难和棘手。其主要表现之一就在于，经济现象的典型化事实通常可以用多维的统计数据来描述和呈现，而经济学本身演变的典型化事实则只能使用有限的文献量化数据来展现，尽管随着“数据革命”及新兴的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工具的进步，这种落后的情况有所改观。就以上既有研究而言，学者很少利用这些扩展的文献数据和蓬勃兴盛的量化工具来讨论经济学的演化模式，甚至还有一些经济思想史家反对这种近年来出现的“量化转向”。正是由于对有关经济学发展的“典型化事实”认识滞后，导致对如上各种演化模式的猜想缺乏验证。

另一方面，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相比于经济学研究，有关经济学本身的演化模式研究对相关概念的界定要更为困难和模糊。例如，在上述“革命模式”的研究中，大量学者不加区别地使用甚至滥用“革命”这一术语，而并未严格地界定经济学革命的内涵、衡量标准和必要构件，以至于对历史上所发生的经济学革命的判断产生了纷争乃至混乱：如“三次革命说”（斯密革命、杰文斯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宏观经济学三次革命说”（凯恩斯革命、货币主义革命和理性预期革命），“四次革命说”（斯密革命、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和新兴经济学革命）、“五次革命说”（配第革命、斯密革命、马克思革命、边际革命和理性预期革命）以及“六次革命说”（斯密革命、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货币主义革命、斯拉法革命和理性预期革命）等等。这些不尽相同的革命说，要么对“革命”概念未予严格界定，要么受库恩影响，直接照搬自然科学的“革命”定义，而很少充分考虑或廓清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

其次，已有研究对于经济学时空演化背后的复杂动因缺乏系统性说明，对各种演化模式背后的具体机制缺乏充分的阐明和论证，从而未能将各种经济学演化的典型化事实上升至系统化的演化模式理论。这些研究对经济学的演化动因尚未达成共识，尽管意识到其演化动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却未能厘清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背后可能存在的逻辑和规律。这一定程度上在于它们缺乏经济思想史观和研究方法论的导引。如上所提及的，大多数研究背后事实上受到了“绝对主义”（或“内史论”）与“相对主义”（或“外史论”）这两种极端的截然对立的史观的影响，但实际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将经济学的演化动因划分为以下四大类。第一类从内部逻辑出发，采用拉卡托斯的概念框架，依据经验内容的扩展和“客观知识”的增长，“理性重建”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经验科学的“内部历史”。这种历史解释以经济思想史家布劳格（M.Blaug）为代表，强调经济学的演化动因在于经济学科内部不断发现和纠正既有理论的逻辑缺陷，认为经济学革命和综合产生自理论的片面性及片面的深刻性。第二类从外部因素出发，将经济学的革命视作对源自经济状况和制度历史变化的一些重大新兴问题的反应。这种解释以经济学家米切尔（W.Mitchell）为代表，主要关注那些影响经济问题选择的力量，因而试图将经济学的历史演变同经济史中所发生的变化联系起来。第三类从知识—社会因素出发，将经济学的变化和革命视作源自经济学家知识水平和标准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反过来又是经济学界学术风气、惯例和价值观社会性变化的结果。这种解释以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Stigler）为代表，考虑了一般的科学—文化背景对经济学界的影响，包括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等。第四类从社会阶级关系、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出发，将经济思想视作旨在于为现有的阶级结构辩护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将其演变和革命归因于阶级斗争和交替，其代表人物是马克思。

由于对以上经济学的演化动因缺乏系统性说明和整合，现有研究也就未能清晰有力地阐明和分析以上诸多演化模式背后的具体驱动机制和原理。一方面，就流行的革命时间演化模式研究而言，无论是四类模式中的哪一种，都未能系统地剖析其中的具体机制。尽管早在库恩的范式理论诞生之前，“凯恩斯革命”的爆发就催生了一些有关经济学革命的研究；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库恩和拉卡托斯等的科学哲学，却对经济学的编史进路特别是经济学革命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大多数革命模式研究将自然科学领域驱动“科学革命”爆发的机制直接套用至“经济学革命”上，从而不可避免产生了适用性问题。特别是考虑到，即便是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学者也对科学革命的模式和机制莫衷一是。相对不受科学哲学影响，但受哲学影响的黑格尔—马克思模式研究，则同样未能详加说明“正—反—合”三个不同的过程背后的演化动力和机制。另一方面，就空间演化模式而论，三类具体的模式研究要么对背后的演化机制描述得过于简单和片面（转移模式），要么对其中的逻辑阐释太过复杂和笼统（分化模式），要么只是套用生物学的类比，而没有正视经济学与生物学之间的差异（变异模式）。总之，已有大部分研究要么照搬科学哲学基于自然科学研究得出的科学发展模式，要么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简单的修正；只有少部分研究则试图将一些伟大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应用于对经济学演化的探讨。

最后，既有研究基本上未能将经济学演化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有机结合起来，以至于未能构建统一的经济学时空演化模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有关未来经济学演变和发展的认识。虽然不乏一些研究涉及经济学的时间演化模式与空间演化模式之间的耦合，如所谓的“异地物种形成原理”的变异模式，便在空间维度考虑了经济学革命出现的可能性的差异；但是，却鲜少有研究在时空框架当中系统一致地考察经济学的演化模式。其原因与以下两个方面密切相关。一方面，现有的经济思想史编写和叙事通常以西方为中心，侧重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发展的“典型化事实”，缺乏从全球的视野出发，在全球经济思想史的框架中建构历史上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之间的关联，以至于从整体上缺失经济学发展的宏观图景，从而也就不利于产生对时空一致的经济学演化的“典型化事实”的认识和积累。另一方面，受20世纪兴盛的科学哲学视角的局限和束缚，大部分研究致力于追寻经济学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时间演化模式，而相对忽视了对经济学空间演化模式的探究。这种研究的不对称和失衡，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将经济学的时间演化与空间演化有机结合起来展开理论剖析和论证。

有鉴于此，未来的研究亟待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推进，以构建系统的经济学时空演化模式理论。第一，厘清和归纳有关经济学发展各个方面的“典型化事实”，界定和明晰相关概念，从而能够利用这些事实验证各种演化路径和模式，澄清相关争议。为此应当积极吸收学科史、组织史和教育史相关史料，充分利用各种文献资源和大数据，构建相关的数据库，并积极运用各种新兴的量化和可视化分析工具。第二，对识别出的各种典型化事实展开理论和逻辑分析，深入考察经济学背后的演化动因和演化机制。为此，一方面，引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进路，利用其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和史观来解构传统的经济思想史观，消解传统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分歧，从而更加全面而深入地揭示经济学演化的各种动因；另一方面，引入科学知识经济学（ESK）的研究视角，借助经济学学科自身的分析方法、思想概念和理论学说，特别是有关经济发展、经济周期和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经济理论，考察经济学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经济学作为一种知识的具体演化机理。第三，将经济学的时间模式和空间模式有机结合起来，构建系统的经济学演化模式理论。这不仅需要打破传统的“西方中心论”编史进路，建构全球经济思想史，而且也需打破盛行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框架，从更为广泛的知识论角度来理解经济学的时空演变。

除了明了以上未来研究动向之外，既有研究还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重要启示。第一，经济学的革命并非伴随着经济学的危机而必然爆发，因而经济学的演化模式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科学。十余年前的“大衰退”便是一个例证。虽然经济学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被广泛认为陷入危机，但却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大通胀”，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大学所讲授的经济学内容在危机前后并未发生什么变化，政府机构制定经济政策所依靠的经济模型也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一方面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经济学最近几十年所呈现出来的显著性演变，如同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结合起来研究一样，将经济学的长期趋势性转变与周期性演变有机结合起来研究经济学的演化模式；另一方面需要从学界史的视角深入研究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以及经济学家的行为。第二，类似地，经济学研究中心想必也不会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自动转移，必然还同时取决于其他因素并深受经济学的趋势性转变的影响。这启示我们，不应坐等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中国不久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后而自动到来，而应通过深入研究经济学的演化模式，广泛借鉴历史上的重要经验，积极主动加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系统构建，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发展。第三，在推动经济学的演化模式研究方面，中国可以作为重要的“实验室”做出重大贡献。经济学自近代从西方传入中国以来已经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和演变，同时还见证着中国在世界上的重新崛起。这段弥足珍贵的发展历程，将为提炼和总结经济学时空演化的“典型化事实”提供重要素材，进而为构建经济学演化模式理论提供历史经验。